政党，或许是由于生疏和形容高远的缘故，从来都给人一种不由自己的距离感。直到加入民建，这种感觉才在点滴间逐渐变得亲切，才在细微处觉出了归属，也在通观中有了些许认识。作为参政党的一份子，在当下社会大繁荣与大进步的情形下，对国计民生偶有感触，其间却也相对少了一些纷繁躁动，而多了几份安然的态度。慢慢的也就使政党这个以往少有触及的称谓，更加的本色清晰起来。

细细想来，即使从自己不多的历史知识中认真探究，也可以发现，大凡近现代的强国与大国，不论欧美或是亚洲，其发展都离不开一个完备政党体系的支撑。虽然各国由于文化传统，历史沿承和国民状况的不同，其政党体系的构成运作方式也各具特色，但主要政党有效组织与团结积极的政治力量，从而发挥推动国力跃进的根本性作用，却都是如出一辙。因此，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社会环境的长治久安以及国民群体的幸福安康，从来都是一个有理想有作为的政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目标与根本原因。

一个政党的诞生，多是由一群理想相同而又勇于实践的仁人志士在一个远大目标的指引下，披肝沥胆乃至前仆后继，最终得以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正如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我会先贤，在“革命与爱国”的鼓舞之中，或振臂而呼，或俯首耕耘。十年一剑，汇聚英才，始有民建这一为国努力的广阔平台。进而可以在中共统领之下议政参政，共谋强国富民与民族复兴大业。六十年来，千万民建才俊，无不以国为家，心系民众，皓首穷经，力兴国，图良策，其功德荫泽后世，何其大焉？以至于庸碌如我辈，但有只言片语，尺寸之见，也得以民建为平台，畅所欲言以尽拳拳之心。

改革开放以来，国力剧增，人民生活大为改观。然而树壮歧生，不足之处层出不穷。乃至在政治改革领域，西方民主宣扬渗及日广，“两党”与“三权”论调亦间或有闻，而民众于此的辨析亦随之渐入迷途。但就当前而言，中共作为执政党，其团结之广泛，代表之广大，组织之有力，目标之明确，规划之科学，无疑是当前以及今后很长阶段内，其他任何党派所难以具备和无法比拟的。这应当是我们政治生活中的最大实际，也是我们现阶段内的国情所在。如若背离这样的现实状况，而一味的强调他国模式的民主，以图谋党派与团体之利，则无疑是国之不幸，民之大劫。殊不知，对于关系国家命运支柱性力量的质疑，在任何历史经验中都必然意味着发展的停滞和倒退。更何况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大义之下，任何党派、任何政治团体和个人，也绝无任何私利可言。国家，是我们的国家，执政或参政，都须别无选择的为之贡献，为之担当；国家更是我们子孙后代的国家，我们多尽的每一份力，最终都是未来美好生活的一份希望与积淀。因此，作为参政党，我们惟有在中共统领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中间，见微知著，查漏补缺。在经济发展当中的各个领域中建言献策，促进发展。把自身对于国家的全部热爱，转化成在具体事务中的全身心投入，问心无愧地完成时代所赋予我们最为重要的神圣使命。

当然，现阶段的参政党在发展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方面是民主党派的政治理想有所衰退，尤其是随着社会经济的极大发展，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党派中偏安一隅，小国寡民的潜在意识不断滋生蔓延。“只管顺风搭车，无需下车使力”的安逸，使得党派原本所具有的政治理想开始衰退，在此基础之上的实际作用亦是大打折扣；另一方面是参政党派的相对独立性不足，而党派在一定程度上的独立性，是其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先决因素。“团结但不同化”，依然应是当前统战工作开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原则。对内，作为中共的协作力量，各民主党派的阶级基础和奋斗目标，原本就与之一致，但其展现作用的方式与领域却又各具界别特色。对外，民主党派的相对独立和在社会经济中的充分作为，又是我国现行政党制度科学性的最好例证。

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在一篇名为《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的短文中谈到：每个人都是一个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链条中，一个或大或小的环节，都承担着独一无二、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我想，如果一个政党将自己的发展融入到了人民幸福安康和国家繁荣进步之中；如果一个人又将自己融入了这样一个政党的事业，那么对于历史而言，这样的政党与个人，都是最为坚强有力，也最为意义深远的一个发展环节。

这就是我的政党观。